出行不再難

過去但凡需要出行，首先聯想到的定然是乘坐什麼交通工具，其次是行走的路況如何。交通工具簡陋也好，路況坎坷不平也罷，隨著社會日新月異的飛速發展，實現了方便、快捷、輕鬆、舒適。回顧過去因受交通工具和路況的制約，出行時常遇到的諸多不便，我同大家一樣感同身受、五味雜陳，至今仍然難以忘卻......

1979年的夏天，還在讀高中的我為了減輕父母的生活壓力，緩解家裡捉襟見肘的生活，也為了暑假能過得充實有趣，曾兩次徒步幫助晴隆縣外貿站趕牛到約150公裡的安順地區（今安順市）火車轉運站。經歷的酸甜苦辣至今記憶猶新，其中，第二次趕牛時，步行黃果樹至鎮寧這段路的經歷，深深地嵌入了我少年時期的腦海中。

我們8個少男少女從晴隆縣城出發，沿著上海—昆明320國道線，趕著20頭牛，一路風餐露宿，歷經4個晝夜才到達鎮寧縣境內的黃果樹。第5天的行進目標是鎮寧縣城，趕著趕著有兩頭老黃牛因蹄子流血掉隊了，隊裡商定由我與另一小伙伴共同承擔趕這兩頭牛的任務。

開始還好，我倆邊欣賞沿途的靚麗風景，錯落起伏的大小山巒，五顏六色的奇花異草，邊閑聊今后的人生設想，牛也努力地挪著步。遺憾的是，臨近中午，正當我倆飢腸轆轆，兩腿開始發軟時，牛也快耗盡儲存的所有體力，其中一頭牛甚至“坐”在公路中間賴著不走了，我倆隻得一人拉住牛的角，另一人提著尾巴推著牛的屁股走，有時牛糞、牛尿噴洒出來粘在手腳上、衣褲上也無暇顧及。由於不能同時兼顧兩頭牛，當推拉賴著不走的這頭牛時，另一頭牛或慢慢踱著散步，或站在路中間一動不動，每當汽車到來時，我倆將這頭牛挪到公路邊后，又隻得一鼓作氣地將另一頭牛推到公路邊讓汽車駛過......

盡管我倆精疲力竭、腸胃空空、四肢乏力，然而，直到傍晚時分，依然沒有走完黃果樹至鎮寧這段短短約20公裡的路。

1980年9月，我第一次到興義師專（現興義民族師范學院）報到讀書時，搭乘了一輛從晴隆去興義馬嶺化肥廠（現湖北宜化）載化肥的解放牌大貨車前往。清晨9點從晴隆縣城出發，我們坐（實際是站）在貨箱上，一路顛簸。臨近中午，才到了公路呈“S”型的興仁大丫口，誰知暴雨過后，山體滑坡、泥砂俱下、路面濕滑，汽車在爬一徒坡彎道時，雖聞馬達轟鳴、輪胎飛轉，可車不但爬不上去，反而還打滑后退。駕駛員從車上拿來鋤頭，在我們搭車人的協助下，把輪胎下的稀泥挖開，又拿來洋鏟，從公路邊鏟來石砂，墊在車輪下，還請過路的幾個鄉民幫忙坐到貨箱上（增加車胎與地面的摩擦力），汽車才終於聲嘶力竭地爬了上去。到達興義時，己是下午2點多鐘。

1982年7月師專畢業后，我分配到了普晴林場子校工作，每到周末可返回晴隆縣城的家一次。雖然到晴隆的公路裡程也就20余公裡，但由於自己沒有交通工具，回家的路似乎也很遙遠。如是從晴隆去普晴林場，可乘坐晴隆至興義每天上午一個班次的客車到林場路口，再從路口走2公裡路到學校。如是從普晴林場回晴隆，就隻能下午2點左右在林場路口候車。由於周六中餐后時間尚早，若遇客車途中拋錨，就要等更長時間。好不容易等來后，要是車客滿的話，駕駛員就不會再載客。為了確保能有效乘上車，合理利用時間，無論是刮風還是下雨，也無論是寒冷的嚴冬還是酷熱的夏天，我都是與另一同事一道，數十次步行9公裡的泥沙路，到320國道途經的沙子嶺（現沙子鎮）候車。

次年盛夏的一個周六，我因事耽誤了興義至晴隆的過境客車，晚餐后決定步行回晴隆。此時，陽光明媚，碧空如洗，微風徐徐，晚霞染紅了蒼穹，可是，到沙子嶺時夜幕還是包裹了大地。無奈，還得獨自踉踉蹌蹌地撞破夜色，偶遇身旁間或駛過的夜行貨車，惶恐不安。

雖然能走近道的地方都走了，然而，到了史迪威公路“24道拐”美軍牆處，還是累得氣喘吁吁、口干舌燥、汗流浹背、雙腿打顫。4個小時馬不停蹄、心急如焚地趕路，加之“24道拐”從山腳爬到坡頂近3公裡的崎嶇山道，己經耗盡我瘦弱身軀裡殘存的那點力氣。

盡管路旁有雜草叢生的座座墳塋，公路下面的地塊上一輛“救護車”曾在此翻車，死了幾個人的痕跡還依稀可辨，還是不遠處的荒地上是曾目睹過槍斃犯人的地方，但我卻顧及得不了這些，立即呈“大”字躺在泥砂混雜的草坪上。

正當迷迷糊糊快要進入夢鄉時，月亮和星星悄無聲息地滑落遁去。瞬間，夜空烏雲密布，電閃雷鳴，狂風呼嘯，嘩嘩倒下了傾盆大雨，暴雨鞭子似地狂抽在我冷得瑟瑟顫抖的身上。由於又飢、又渴、又累、又怯、又濕，渾身酸軟得似一灘泥，我竭盡全力硬撐了幾下落湯雞般的身軀，方顫顫崴崴、淚雨婆裟地爬了起來。

1984年8月，為了滿足好奇心，也為了去來方便，向朋友借了一輛被其棄之雜物間多年的自行車，從晴隆縣城騎著去普晴林場。首先心情格外舒暢，信心滿滿，一路騎騎推推，一路賞花摘草。但是，到了沙子嶺至興仁6公裡的地方時，由於坡徒彎急，剎車失靈了。幸好，情急之下，向一拐彎處的砂堆直沖而去，結果只是人仰車翻，手、腳、臉被砂石硌出斑斑血跡，暈暈乎乎一番了事。

那次，我在砂堆旁躺了一會兒后，強忍疼痛拚命爬了起來。自行車肯定是不能騎了，而且車要“騎人”。我隻好掮著變了形的自行車，瘸子似地向還有3公裡的學校蹣跚而去。

1987年5月，終於擁有了一輛嶄新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車。我經常騎著“洋馬兒”去晴隆二中（1984年8月調晴隆縣蓮城區蔡家中學，1986年8月調晴隆縣第二中學）上課，時常穿插於晴隆縣城的大街小巷，騎遍了城郊大大小小能通自行車的泥砂路，感受了村村寨寨的鄉音鄉情。還到距縣城約10公裡的者布鄉（當時是小鄉，現為辦事處）小學，採訪了民辦教師潘明良，撰寫了報告文學《春蠶到死絲方盡》（1989年8月3日載於《黔西南報》）﹔又到距縣城約20公裡的孟寨鄉（當時是小鄉，現為辦事處）採訪了一對殘疾農民夫婦，撰寫了報告文學《明天的希望》（1990年9月17日載於《黔西南報》）﹔還到距縣城約20公裡的涼水營鄉（現光照鎮）東方紅村小學採訪了民辦教師朱儒林，撰寫了報告文學《“老民辦”朱儒林》（1991年5月4日載於《黔西南報》）”等。

調興義工作后，自行車還陪我到了興義，繼續無怨無悔地履行服務我出行的職責。時至今日，我州同全省一樣實現了縣縣通高速、村村通公路的目標。摩托車、轎車早己進入尋常百姓家。我也和大家一樣乘著建國70年來的強勁東風，喜獲改革開放40年來的滿滿紅利：2003年8月，買了一輛大陽摩托車﹔2009年12月，買了一輛大眾朗逸汽車。

如今出行，不僅是出門就可以開車走高速公路，而且在我州境內還可以乘坐高鐵、飛機通往全國各地。出行是越來越方便、快捷、輕鬆、舒適了。（毛繼紅）

來源：黔西南日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