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行不再难

过去但凡需要出行，首先联想到的定然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，其次是行走的路况如何。交通工具简陋也好，路况坎坷不平也罢，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，实现了方便、快捷、轻松、舒适。回顾过去因受交通工具和路况的制约，出行时常遇到的诸多不便，我同大家一样感同身受、五味杂陈，至今仍然难以忘却......

1979年的夏天，还在读高中的我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，缓解家里捉襟见肘的生活，也为了暑假能过得充实有趣，曾两次徒步帮助晴隆县外贸站赶牛到约150公里的安顺地区（今安顺市）火车转运站。经历的酸甜苦辣至今记忆犹新，其中，第二次赶牛时，步行黄果树至镇宁这段路的经历，深深地嵌入了我少年时期的脑海中。

我们8个少男少女从晴隆县城出发，沿着上海—昆明320国道线，赶着20头牛，一路风餐露宿，历经4个昼夜才到达镇宁县境内的黄果树。第5天的行进目标是镇宁县城，赶着赶着有两头老黄牛因蹄子流血掉队了，队里商定由我与另一小伙伴共同承担赶这两头牛的任务。

开始还好，我俩边欣赏沿途的靓丽风景，错落起伏的大小山峦，五颜六色的奇花异草，边闲聊今后的人生设想，牛也努力地挪着步。遗憾的是，临近中午，正当我俩饥肠辘辘，两腿开始发软时，牛也快耗尽储存的所有体力，其中一头牛甚至“坐”在公路中间赖着不走了，我俩只得一人拉住牛的角，另一人提着尾巴推着牛的屁股走，有时牛粪、牛尿喷洒出来粘在手脚上、衣裤上也无暇顾及。由于不能同时兼顾两头牛，当推拉赖着不走的这头牛时，另一头牛或慢慢踱着散步，或站在路中间一动不动，每当汽车到来时，我俩将这头牛挪到公路边后，又只得一鼓作气地将另一头牛推到公路边让汽车驶过......

尽管我俩精疲力竭、肠胃空空、四肢乏力，然而，直到傍晚时分，依然没有走完黄果树至镇宁这段短短约20公里的路。

1980年9月，我第一次到兴义师专（现兴义民族师范学院）报到读书时，搭乘了一辆从晴隆去兴义马岭化肥厂（现湖北宜化）载化肥的解放牌大货车前往。清晨9点从晴隆县城出发，我们坐（实际是站）在货箱上，一路颠簸。临近中午，才到了公路呈“S”型的兴仁大丫口，谁知暴雨过后，山体滑坡、泥砂俱下、路面湿滑，汽车在爬一徒坡弯道时，虽闻马达轰鸣、轮胎飞转，可车不但爬不上去，反而还打滑后退。驾驶员从车上拿来锄头，在我们搭车人的协助下，把轮胎下的稀泥挖开，又拿来洋铲，从公路边铲来石砂，垫在车轮下，还请过路的几个乡民帮忙坐到货箱上（增加车胎与地面的摩擦力），汽车才终于声嘶力竭地爬了上去。到达兴义时，己是下午2点多钟。

1982年7月师专毕业后，我分配到了普晴林场子校工作，每到周末可返回晴隆县城的家一次。虽然到晴隆的公路里程也就20余公里，但由于自己没有交通工具，回家的路似乎也很遥远。如是从晴隆去普晴林场，可乘坐晴隆至兴义每天上午一个班次的客车到林场路口，再从路口走2公里路到学校。如是从普晴林场回晴隆，就只能下午2点左右在林场路口候车。由于周六中餐后时间尚早，若遇客车途中抛锚，就要等更长时间。好不容易等来后，要是车客满的话，驾驶员就不会再载客。为了确保能有效乘上车，合理利用时间，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，也无论是寒冷的严冬还是酷热的夏天，我都是与另一同事一道，数十次步行9公里的泥沙路，到320国道途经的沙子岭（现沙子镇）候车。

次年盛夏的一个周六，我因事耽误了兴义至晴隆的过境客车，晚餐后决定步行回晴隆。此时，阳光明媚，碧空如洗，微风徐徐，晚霞染红了苍穹，可是，到沙子岭时夜幕还是包裹了大地。无奈，还得独自踉踉跄跄地撞破夜色，偶遇身旁间或驶过的夜行货车，惶恐不安。

虽然能走近道的地方都走了，然而，到了史迪威公路“24道拐”美军墙处，还是累得气喘吁吁、口干舌燥、汗流浃背、双腿打颤。4个小时马不停蹄、心急如焚地赶路，加之“24道拐”从山脚爬到坡顶近3公里的崎岖山道，己经耗尽我瘦弱身躯里残存的那点力气。

尽管路旁有杂草丛生的座座坟茔，公路下面的地块上一辆“救护车”曾在此翻车，死了几个人的痕迹还依稀可辨，还是不远处的荒地上是曾目睹过枪毙犯人的地方，但我却顾及得不了这些，立即呈“大”字躺在泥砂混杂的草坪上。

正当迷迷糊糊快要进入梦乡时，月亮和星星悄无声息地滑落遁去。瞬间，夜空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狂风呼啸，哗哗倒下了倾盆大雨，暴雨鞭子似地狂抽在我冷得瑟瑟颤抖的身上。由于又饥、又渴、又累、又怯、又湿，浑身酸软得似一滩泥，我竭尽全力硬撑了几下落汤鸡般的身躯，方颤颤崴崴、泪雨婆裟地爬了起来。

1984年8月，为了满足好奇心，也为了去来方便，向朋友借了一辆被其弃之杂物间多年的自行车，从晴隆县城骑着去普晴林场。首先心情格外舒畅，信心满满，一路骑骑推推，一路赏花摘草。但是，到了沙子岭至兴仁6公里的地方时，由于坡徒弯急，刹车失灵了。幸好，情急之下，向一拐弯处的砂堆直冲而去，结果只是人仰车翻，手、脚、脸被砂石硌出斑斑血迹，晕晕乎乎一番了事。

那次，我在砂堆旁躺了一会儿后，强忍疼痛拚命爬了起来。自行车肯定是不能骑了，而且车要“骑人”。我只好掮着变了形的自行车，瘸子似地向还有3公里的学校蹒跚而去。

1987年5月，终于拥有了一辆崭新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。我经常骑着“洋马儿”去晴隆二中（1984年8月调晴隆县莲城区蔡家中学，1986年8月调晴隆县第二中学）上课，时常穿插于晴隆县城的大街小巷，骑遍了城郊大大小小能通自行车的泥砂路，感受了村村寨寨的乡音乡情。还到距县城约10公里的者布乡（当时是小乡，现为办事处）小学，采访了民办教师潘明良，撰写了报告文学《春蚕到死丝方尽》（1989年8月3日载于《黔西南报》）；又到距县城约20公里的孟寨乡（当时是小乡，现为办事处）采访了一对残疾农民夫妇，撰写了报告文学《明天的希望》（1990年9月17日载于《黔西南报》）；还到距县城约20公里的凉水营乡（现光照镇）东方红村小学采访了民办教师朱儒林，撰写了报告文学《“老民办”朱儒林》（1991年5月4日载于《黔西南报》）”等。

调兴义工作后，自行车还陪我到了兴义，继续无怨无悔地履行服务我出行的职责。时至今日，我州同全省一样实现了县县通高速、村村通公路的目标。摩托车、轿车早己进入寻常百姓家。我也和大家一样乘着建国70年来的强劲东风，喜获改革开放40年来的满满红利：2003年8月，买了一辆大阳摩托车；2009年12月，买了一辆大众朗逸汽车。

如今出行，不仅是出门就可以开车走高速公路，而且在我州境内还可以乘坐高铁、飞机通往全国各地。出行是越来越方便、快捷、轻松、舒适了。（毛继红）

来源：黔西南日报